【摘要】我国的传播学界习惯将凯瑞的《作为文化的传播》与戴扬和卡茨所著的《媒介事件》视为一脉相承的传播学仪式研究著作。并出现了相当一批打着“仪式观”旗号，而实际上却是秉持着“传递观”的行为研究、应用研究。笔者认为，《媒介事件》与《作为文化的传播》从“仪式”内涵到研究范式均存在很大的不同，并指出凯瑞的仪式观和我国主流的哲学观、传播价值观以及民主观均不相符。而我国学者明明秉持着“传递观”却非要戴上“仪式观”的帽子则反映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色彩。